环境

生态女性主义不是本质主义

卡特琳娜·拉雷尔, 黄黎娜 译 - 2021年9月27日发布于AOC

卡特琳娜·拉雷尔

哲学家，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名誉教授。专攻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她将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的相关议题引入法国，重点关注自然保护、技术发展和民主等问题。她近期的著作包括：《生态女性主义》（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3年）、与拉斐尔·拉雷尔合著的《与大自然一起思考和行动：一项哲学调查》（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15年）、《最坏的情形还不确定》（Premier Parallèle出版社，2020年，2023年出版口袋本并附后记）。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弗朗索瓦丝·德欧博娜（Françoise d’Eaubonne）首先提出的，出现在其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毁灭》一书里。这个概念很快被法国人遗忘，但1980年代在美国重新出现，用来描述一系列女性参与的生态运动：反战反核游行、女性农业社区以及反污染抗议等1。女性发起的环保斗争蔓延到世界各地，尤其在南半球的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妇女团体挺身而出，反对滥砍滥伐和过度开发土地，呼吁实现环境正义2。在2015年的气候变化抗议活动中，她们的活跃度达到了高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生态女性主义”一词逐渐被大众所熟知3。

 

然而，有人对绑定“女性”和“自然”的方式提出质疑。难道女人天生就更愿意去保护环境吗？女人真的比男人更“自然”吗？在法国，这种争议尤为激烈。首先，很多人认为纯粹、独立的“自然”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因为环境受到了人类深刻的改造。其次，法国的女权主义传统倾向于普遍主义和建构主义：“我们不是生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 从这个角度看，女性并没有与男性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们通过教育和社会经验成为“女性”。这种思想传统坚决反对为女性贴上任何特殊“天性”的标签。对女性来说，自然并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为她们设下的陷阱：女性被“自然化”，从而更容易被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涉及多种政治运动，启发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不应该给它贴上某种单一的理论标签，或者批评它是本质主义或自然主义，加深“女性生而不同”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运动一直拥有一个稳定的观点：女性抗争和生态抗争之间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暂的；两种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制统治。Julia Cook如此描述：“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女性和自然所受的压迫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紧密相连的体现。”4女性和自然经常一同遭受压迫，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发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激进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她们都致力于分析这种压迫，并理解其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根源。

 

该领域的经典论著是《自然之死》5，作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是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她揭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二元对立，阐述了由此催生的统治（支配）逻辑。一方面，图像和语言把女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希腊语的physis，拉丁语的natura以及它们衍生的其他欧洲语言里，自然都是一个阴性名词，成为与女性产生联想的载体）。另一方面，它们在文化上的代表性和对待方式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她研究了16世纪的欧洲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随之变化：自然以前被视为有机生命体，而随着现代物理崛起，自然逐渐变成机械论（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的组成部分。她解释了这个转变过程如何改变了我们与自然以及与女性的关系。自然从大地养育之母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被动的无机体，任人无节制地支配和榨取；与此同时，女人也变成被统治和惩处的对象，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女巫猎杀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注解。

 

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女人低于男人，自然低于文化，抹去了彼此互相关联的影响，只强调差异性和主从关系，合理化父权和资本支配的逻辑。卡洛琳·麦茜特由此展现的并不是关于女性或环境的“自然”特质，而是一个文化背景。这个由我们社会历史塑造的背景，是被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标记的。正是这种文化观念加剧了对女性的暴力，对战争的狂热和对自然的破坏。例如在南美洲，人们无节制榨取自然（采矿、钻油井、砍伐森林、大规模集约农业），最大程度从地球夺取资源和利润，堪比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当地部落或社区的女人从身体的层面感受到被支配的恐慌，在抗争的时候，她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就像捍卫自己的身体。

 

生态女性主义既不是本质论也不是自然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剥削的关系，挑战了将女性视为更“自然”的、因此更易受到伤害的二元论。这些观点与反自然主义的女权立场相吻合：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自然，是社会和文化环境让她们变得更脆弱，更容易受到攻击。既然压迫和破坏都是文化观念的产物，所以真正要改变的是人的意识，无需把自然牵扯进来。把女人视为跟男人平等的人，让她们获得和男人相同的权力，难道这样还不足够吗？这是当我们谈论基于性别或种族的歧视时经常提出的问题。然而，当我们接纳并包容之前被忽视的群体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似乎更加突出。尽管我们认为女性或有色人种与其他人一样，但这并不一定反映在我们对待自然界或动物的方式上。而生态女性反对的，正是这种将人类与自然其他部分区分开的观念。

 

Emilie Hache对此明确提出要区分“自然化”和“自然”两个概念6。“你要这么做才自然”不等于“自然”。人们认为什么是自然的，与自然本身无关。以“为全民示威”（Manif pour tous）为例，游行者反对同性婚姻，捍卫传统的家庭模式：一父一母加两个小孩（最好先生儿子再生女儿）。在他们看来，一夫一妻的异性恋是自然的。这种看法往往将女性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以自然的名义排斥所有其他类型的男女关系。然而，在美国俄勒冈州，一些女同性恋决定创建一个农业社区来挑战这种刻板印象。她们难道就没有遵从自己的天性吗？保守的男耕女织式模式分明是人为的选择，她们却被认为是反自然的。通过组建一个“女儿国”，她们对美国西部农村的大男子主义发起挑战，投身“收回”自然的运动。
收回（Reclaim）是美国生态女性对自然的口号，期望重塑与自然的联系7。所谓“Reclaim”不是指在有机自然和机械自然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寻找女性与自然之间脱离统治模式的联系。她们想重新审视曾经被批判和被排斥的观点，赋予新的意义。这个过程常被描述为扭转偏见（颠覆污名）或战略本质主义。莫娜·肖莱（Mona Chollet）写的《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8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从人们对女巫的指控中，她总结了一个不符合父权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那些被烧死的女巫通常年纪较大，没有孩子，独自生活，拥有让男人害怕的力量。通过采纳女巫的形象，女性可以抛弃那些被父权社会视为“有吸引力”的特质，例如美貌、性感、顺从和一心相夫教子的特质，而去追求独立和力量。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想象中，她们也能将自己视为女巫，从中找到对抗父权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力量和抵抗之源。在美国，基于女神崇拜的新兴女权无神论文化日渐崛起，许多女性自称为女巫，如威卡教（Wicca）。斯塔霍克（Starhawk）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坚信这是女性重新寻回自身力量的途径：将女神精神与女性解放结合，让自己变得“强大、有力量并且带有一丝危险”9。

 

重新拥抱自然不仅仅是颠覆二元对立，将自然和女性置于男性和其文化之前，而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这些界限。通过扭转那些对女性的污名，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她们与自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她们明白，任何新的理念都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因素和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能带有预设的看法。实际上，改变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负面联系是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那些拥有力量的女性实际上并不追求统治权，而是希望与他人合作来发展自己的能力。斯塔霍克提到了两种类型的力量：一种是“控制权力”，它涉及到支配和统治关系；另一种是“内在权力”，它不依赖于实际的支配地位，而与感知、做出选择、决策和采取行动的能力相关10。反对支配并不意味着要取代他人来行使权力，而是要从“控制权力”中解脱出来，并通过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变来增强“内在权力”。实际上，“内在权力”和“赋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通过与他人、非人类生物、植物、土壤、阳光、动物等进行交流，只有融入自然的生命和能量流中，我们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真的深入了解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而不是挑出一两句来批判，我们会发现其根本观念已经被颠覆：不是女性自认为与自然息息相关，而是男性在自己的二元论视角中拒绝承认这一点。在这一视角下，男性被视为人类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在自然法则面前不受限制，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二元论导致了男女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生育问题上，即谁拥有“赋予生命”的能力。由于只有母亲有生育能力，所以父亲们刻意弱化这个能力，强调血统应该由男性决定，从而重新掌握生命的权力。接受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实是为了结束争论。女人不必成为母亲也能深切体验生命的韵律，而男人不怀孕也能与自然紧密相连。科学历史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建议我们“结缘，而非生育”11，鼓励我们跳脱单一的家庭血缘关系，去培养与所有生命的亲密关系，就像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说的，与我们在“进化史中的同伴”12一路前行。

 

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同时保护自然和女性权益。她们常说：“我们不仅仅是保护自然，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这样的观念并不局限于女性，比如在圣母荒地（Notre Dame des Landes）的争议中，抗议者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土地，就是集体力量的佐证。

 

[1]《Reclaim：生态女性主义文集》，Émilie Hache主编，巴黎，Cambourakis出版社，2016年。[2]《性别手册》（Cahiers du genre）2015年59号刊，《性别与环境：富国与穷国的新挑战和新分析》。

[3]《诸众》（Multitudes）2017年夏第67号刊，由Jeanne Burgart Goutal主编的生态女性主义专辑。

[4]Julia Cook，《Reclaim》第287页。

[5]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女性、生态学和科学革命》（1980年），法语版于2021年9月由Wildproject出版。

[6]Emile Hache，序言，《Reclaim》第30页。

[7]《收回地球：女性为地球上的生命发声》，Leonie Caldecott 和 Stephanie Leland 主编， 英国Women’s Press 出版，1983年。

[8]莫娜·肖莱，《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巴黎 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18年。

[9]斯塔霍克，《梦见黑暗：女性、魔法与政治》，巴黎Cambourakis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10]斯塔霍克，《梦见黑暗》，同上，第339页。

[11]唐娜·哈拉维，《与麻烦共存》(2016年) ，法语版由Florence Caeymaex, Vinciane Despret 和 Julien Pieron汇编，Dehors出版社，2019年。

[12]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鉴》，巴黎，Aubier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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