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2020：新农村乌托邦的延续与变迁

丹妮尔·艾维尔-莱杰是一名社会学家，曾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的荣誉研究主任和前任院长。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后现代宗教社会学（包括世俗化和宗教复兴）、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转换以及当代社会中的宗教机构。

贝特朗·艾维尔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曾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主管，并在农业部担任过高级职位。他于1999年至2003年担任国家农业研究院（INRA）的主席，于2003年至2009年担任地中海高级农业研究中心（CIHEAM）的秘书长。他攥写了多本关于农村和农业世界的书籍。

1970-2020：新农村乌托邦的延续与变迁

丹妮尔·艾维尔–莱杰

贝特朗·艾维尔

黄黎娜 译

《未雨绸缪，重返自然：法国的新农村乌托邦》

l’Aube出版社，2023年

在1970年代初，我们研究了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结束后涌现的新农村社群，并出版了两本书¹。鉴于其内容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我们决定合并为一卷重新出版。社科学者对我们的书感兴趣，因为新农村社群是一股反文化运动，具有社会变革潜力。参与新农村运动的人也对我们的书感兴趣，因为他们希望了解相关历史背景以及先行者的经验。这些因素促使l’Aube出版社在2005年重新出版了第一本书。此书详细探讨了“乌托邦移民”适应农村生活的过程。他们预见世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成群结队离开城市，向农村迁移。他们选择的新居是曾被农民遗弃，但因保护政策和绿色旅游而重新焕发生机的地区。第二本书则关注一小部分激进群体。他们预见未来世界会因消费主义而失控，为防范于未然而决定搬到农村。与第一本相比，第二本书泯然于众，彼时闻者寥寥。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些所谓的“末世预言”群体突然引发许多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人们对生态灾难的威胁感受日益深切，从而与之产生了共鸣。

简而言之，当年进行这项调查时，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这股走向新农村的趋势会在法国社会中持久地生根，更没想到它会深远地促进农村地区的变革。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游走于反体制边缘的新乌托邦，诞生于日益衰落的社会运动余波。我们认为这股群体潮流很可能，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遭遇绝大部分乌托邦的结局。按照亨利·德罗什（Henri Desroche）的说法，要么彻底失败，败给了残酷的现实，要么因成功而失败（因为从此失去创造动力）。当时，部分学者更加重视那些在他们看来真正具有变革潜力的社会运动。其中一些人指责我们太过关注这些方方面面都很“边缘”的社群。对于他们来说，这股反文化抗议的主角是一些落魄的知识分子，是68年五月革命没有实现乌托邦梦想的失意者。他们还批评我们偏离主题，不满足于调查那一小部分因为受到政府补助而成功融入当地的新移民。我们的确不满足，越走越偏，还走访了一批城市的叛徒：他们深信生态灾难在即，感觉社会难以改革，因此决定过自给自足、简朴的农耕生活。然而，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稳定性难保，并且难于吸引大量跟随者。只有少数人选择此路，最终可能沦为教派般的封闭小圈子。在1970到1980年代之交，当这两本书首次出版时，我们试着从两个角度来解读这些现象。一方面，人们选择“走向森林深处”却最终遇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人们不妥协地寻找一种彻底取代消费主义的方式。我们认为这些乌托邦式的理念反映了68年五月革命理想的退化，注定会消亡。人们怀有的理想要么逐渐被现实撞成碎片，要么退化成为消费社会里“健康生活”的个人或集体愿望。

然而实际上，新农村潮流没有退去，反而越演越烈。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这股潮流从2000年开始明显活跃起来，并从最初集中在法国南部的荒地扩展到整个国家。人们迁移的方式各不相同，不再维持原有的社群诉求，不再执着于集体去开荒和探索新的社会形态。他们越来越从个体出发，单纯想投入自然的怀抱，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然而，大部分人已不再急于在小社群里短期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相反，他们追求更简单、更慢节奏节奏的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通常是向往岁月静好的夫妇和家庭，希望生活在不受干扰的自然环境里，与当地人们保持友好的往来。这种生活理想促使一些人迁移到农村，也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人们立足乡村的方式也有所改变：前期准备更加充分，更加专业化，从一开始就调动当地的资源（包括法律、社会和物质资源）进行创业及组建人脉。现在选择到农村定居的人，其社会背景也与70年代截然不同。那个年代农村人口持续外流，而乌托邦移民前来填补空缺。虽然目前还有一些农村因偏远地理位置或工厂关闭而留不住人，但大体趋势是城市居民正逐渐流向农村。从1990年代以来，法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人口持续增加，而农业人口持续减少。由于通讯方式更便捷，农村房产更便宜，再加上地方政府有效的人才吸引政策，法国农村长达百年的人口外流趋势从此逆转。然而令人觉得矛盾的是，尽管农村地区逐渐焕发生机，人们依然将其视为“被遗弃的”地域。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城市的交通设备，对于需要日常通勤的“新居民”来说不太方便。为了避免此类困扰，一些新居民转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融入自然环境，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就业压力。

他们看中的不是那些曾经牛羊成群的的广袤山区，而是那些充满村落的田园乡村，那些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有潜力创业的地方。众多人投身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追求在传统畜牧与动物福利间的平衡，这体现了他们对“自然”与“扎根”的深深向往。当然，现在的新农村梦想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一些人投身养蜂业或手工业（磨面、酿酒、制作肥皂、提炼精油等）。有的学习“高级”手工技能（木工，皮革制作等），有的接管当地的小商铺或者开创自己的小生意。很多人投身于当地的社区和文化活动。有人延续自己的本职，也有人远程全职或兼职工作。这种方式尤其适合于家庭，因为如果夫妻中有一人能够远程工作，那么另一个人就能够有余力开拓另一种业务。如此一来，不同的工作模式彼此互补，更像是合作社而非社群，让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能够集结一起，开展新生活。

农村梦的改变与新农村人的面貌不无关系。从城市搬到农村的主要人群不再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失业青年或文化教育工作者（教师、社工、培训人员或与乐园的临时工等）。这是70年代初的情况。今天那群“抛弃一切”开创“新生活”的“新居民“年龄更大，学历更高甚至过高，许多是工程师、医生、建筑师、农业专家、IT专家、金融或人力资源部门的高管。他们选择迁往农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之前的职业生活让他们感到失落，期望新生活能带来更多的“意义”。在年轻人当中，也有不少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凭借文凭找到一份令人垂涎的高薪工作，但他们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就明确表示，不想从事那些可能对地球造成破坏或者让自己感到压抑的工作。然而，我们不应该过于简单地对比不同批次的农村新移民，不应该夸大他们的社会和职业特点。选择搬到乡村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第一批搬到乡村的人里面也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换句话说，养羊或者采集香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选择，更多人依然凭借过往的专业技能在当地立足。

很多人选择回归田园，很大部分是由于对当下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同时觉得传统的阶级斗争无法与其抗衡。在社会运动日渐减弱的背景下，选择“生活在边缘”，挑战主流消费社会和“社会成功”模式，变成了一种不妥协的抗议姿态。他们通常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被”体制”最边缘的地方重新发出呐喊。如今在新农村社区里，除了“土地防卫区”等集体活动之外，寻求自由和反权威的抗议已经大为减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农村运动失去了其政治影响力或意义。换句话说，70年代的农村新移民寻求实现全面的政治变革，认为这是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前提。而到了2020年代，农村新移民更希望马上参与生态革命，从具体融入绿色生活开始，为建立新的政治社会打下基础。总之，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态，乌托邦的理念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转变了，目的还是要从下到上，从基层开始探索一种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替代方案。

如果要指出当前“回归自然”现象里真正新颖的部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过上“绿色生活”，这一愿望在不同的人群里产生了共鸣。这种愿望不仅限于那些完全搬到农村的人，也包括那些住在郊区但仍在城市工作的人。新冠疫情期间，因封城带来的痛苦体验极大加速了这股趋势，促使大批人“向农村出发”。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远离大城市，但目前还无法判断会否回流。他们或是因为厌恶主流消费社会和工作模式，或只是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改变。无论如何，他们的选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想更靠近大自然，想吃得更健康，想支持当地产业，想远离城市污染，想改变生活节奏，想为生活创造更多意义等等。这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社会主流。

有人问“乡村梦”越来越流行，是不是因为之前激发新乡村社区的乌托邦理想失败了，从而退而求其次？这和问鸡先有还是蛋先有一样，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同理，我们也没必要深究农村新移民的社会结构是否发生变化，是否更加符合主流价值观，以此论证他们的激进程度远比不上其先辈。回顾过去五十年中新农村运动的各个浪潮，不要急着去评判哪一个在政治或生态方面更加激进。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如何拒绝现状，如何渴望与自然环境更加和谐地共存。为此，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代都有哪些文化、政治和经济影响着人们对农村生活的想象和落实。同时，也需要准确地从历史角度出发，去找出促使人们渴望这种改变的政治和文化动机。是反对现有的世界状况？还是设想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两者的构建方式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你是在为长期的社会变革做准备，还是紧急寻找应对即将崩溃的生态环境的对策。

实际上，在新农村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政治和生态这两个主题一直都在交织着，只是随着局势变化呈现不同的面貌。人们的目标有所改变，实施的方式（或温和或激进）有所改变，在当地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被接纳的程度也所有改变。重新出版这两本书²的目标是通过分析新农村现象，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其历史背景的理解。